青年整體工資增 按教育程度比較則下降
我們以1991年、2001年及2011年3次人口普查整體數據當中的5%樣本來說明。1991年25至29歲在職青年,扣除通脹後工資中位數增加了20%。同期30至34歲勞動人口工資中位數也上升近四成。但同時持有大學學位的25至29歲青年平均工資則下跌達13.6%。而同期30至34歲、大學畢業的青年工資中位數,更跌了22%。這大概就是「學位貶值論」者的最有力證據。
不過當按教育程度比較,青年工資收入顯著下降,而不按教育程度分組比較,下跌幅度則輕微得多甚至反而上升,在統計學中這個結果就是一個「辛普森悖論」(Simpson's Paradox)。其基本含義是,兩個變量(在這裏是工資與年份)之間在不同分組裏皆有相同方向的關係;但在不作分組的時候,兩個變量的關係卻可以大大減弱、消失甚至相反。統計學家認為這個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有第三個(或第四個)變項在影響兩者之關係。而這裏就是組別構成的變化。
在香港,辛普森悖論顯現在25至29歲勞動人口,整體工資在2011年前之20年有相當增長;但分組計算後,除了最高(研究學位)或最低(中五或以下)組別較穩定外,幾乎所有組別的工資中位數在扣除通脹後都明顯下滑。悖論於30至34歲的勞動人口整體工資變化上就更清晰:所有勞動人口的工資由1991年的10,799元增至2001年之15,638元,而在2001至2011年則維持約1.5萬元(圖1);但分組計算後,除了中五或以下勞動人口的工資持平之外,其他學歷都明顯下降。
「學位貶值論」沒考慮人口教育水平改善
這看似矛盾的趨勢就清楚說明,這類工資水平的長期統計在分組計算後必須小心詮釋。試想,為什麼當每一組青年人的平均工資都在下降時,整體平均工資卻在20年間有增長?單單聚焦在「大學生工資跑輸大市」,除了製造「道德恐慌」外,還有什麼積極意義?
一個導致悖論的原因就是整體樣本(和所有勞工)的構成改變,例如勞動力中的教育與族裔構成或其中工資分佈的改變。這裏我們要關注的當然是人口中不同學歷的構成。在圖2,在所有25至29歲的人口當中,有大學學位或以上者由7.8%激增至37.3%;中五或以下學歷者,則由75.4%急降至40%。「學位貶值論」者只集中提出持有學位者平均工資下跌,但卻沒有考慮本港人口中教育水平改善的重點!
香港勞動人口的學歷分佈除了揭示大學畢業生平均工資在下降以外,也提醒我們,在殖民地時代的香港因高等教育長期受壓抑,只有少數「精英」能考入大學殿堂,但在1990年以後高等教育體系快速擴張,先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系統的新生由1991年的1萬人左右,增至2013/14年的1.7萬人(雖然在2000年後增加放緩),然後是近年私立大學的擴張。
「大學生不再是天之驕子」是在先進國家中十分正常的社會進步象徵。當然我們必須關注大學畢業生的出路問題,但他們的長期工資趨勢,因為大學畢業生在整體人口中翻了幾番之後,事實上已不能直接比較。換另一角度看,比起1991年多了幾倍年輕人能擺脫低學歷低工資,而得到學士水平的中等工資。
而只聚焦畢業生工資,也忽略很多青年勞動市場問題。其中最嚴重的當然是低學歷者工資水平在過去20年幾乎無大改變的情况。要知道,教育水平較低者平均工資本來已經是最低,但現在就更低!似乎社會更應關注的,是在2011年佔25至29歲人口40%和22.7%的只有中五、中五以上和學位以下的青年人勞動市場的處境。
青年人的處境是社會必須注意的議題,不過現在有關青年「問題」的討論都受不同因素影響。而當更多學界以外的社會團體加入討論,卻會令問題更難聚焦,容易以偏概全。「下流」現象可能是所有年輕人都在面對的問題,但並不是只在大學生當中發生。他們的「怨氣」也不光是只源自「搵食艱難」;所謂「上游」、「下流」,甚至可能不是最主要因素。
以數據闡釋 須注意會否呈現片面「現實」
我們非常關注大學生的職場發展。我們認為學界一方面要檢視他們在本科的訓練是否能協助同學將來在不同進路的生涯發展,而另一方面也要把討論放大至香港整體經濟發展的方向與結構,才可以為青年人的出路提供更多機會。
辛普森悖論的出現,也提醒我們「科普工作」(現在流行叫「知識轉移」)的重要。在社會科學和統計學訓練中,如何應用和詮釋數據是重要一環。在公眾討論中以數據闡釋議題就是在進行翻譯工作,但在過程中會否只呈現片面的「現實」,卻是我們在公共領域發聲所必須注意的環節。
(作者按:本文的分析為兩名作者在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任職時所完成,特此致謝)
作者趙永佳是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座教授,周德威是理工大學專任導師